您当前所在位置:主页 > 实时动态 > 简报
简报·第239期

资讯传递

发展以股权投资为主的金融支持绿色科技服务体系

  要实现“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离不开金融支持。根据一些初步估算,未来30多年内,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的规模约在百万亿人民币以上,甚至达到数百万亿。中国目前的绿色金融业务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而绿色科技研发运用具有项目投资周期长,收益率偏低,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不明朗等特点。因此,为了支持大量的绿色低碳技术项目研发及商业化,需要建立以股权投资为主体,股票市场和投贷联动为支撑的金融服务体系。
  大量减碳技术尚未被商业化或大规模应用
  碳中和指的是碳排放和碳汇的增减平衡。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也将加速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
  中国实现低碳转型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投资。一些研究团队测算了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如: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种情景构想,其中实现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累计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GDP的2.5%;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的研究估计,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个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元。基于这些初步估算,未来30多年内,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
  同时,据国际能源署分析,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技术中还有75%没有被商业化或大规模应用。这意味着绿色科技技术研发与商业化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以碳中和为目标,完善和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推动绿色科技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措施。
  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投资,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动员社会资本来实现。考虑到绿色科技研发运用的特点,为了支持大量的绿色低碳技术项目研发及商业化,需要建立以股权投资为主体,股票市场和投贷联动为支撑的金融服务体系。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统计,目前在协会注册的、冠名为绿色的各类基金超过700只,但很少有基金涉足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相应的投资规模较为有限。
  绿色低碳技术投融资面临三大障碍
  自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来,我国在绿色金融标准、激励机制、披露要求、产品体系、地方试点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在部分领域的成就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对照“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尤其是与绿色科技的融资需求相比,目前的绿色金融体系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政策标准和激励措施不足。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中,还存在部分绿色项目并不完全符合碳中和对净零碳排放要求的情况。金融监管部门的一些政策,包括通过再贷款支持绿色金融和通过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激励银行增加绿色信贷等,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对绿色项目的贴息、担保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积极性,但激励力度和覆盖范围仍然不足,特别是对绿色项目中的低碳、零碳科技投资缺乏特殊的激励。
  二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支持绿色科技的能力不足。技术项目融资路径有三种:一是银行贷款;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三是企业内源性融资。就前两种融资途径而言,绿色科技创新企业一般多为中小民营企业,缺少抵押物,同时项目投资周期较长(一般5~10年),我国银行的传统信贷平均期为2~3年,缺少可抵押资产和期限错配,导致绿色技术企业难以通过传统银行贷款渠道获得足够的资金。同时,我国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充分理解气候转型的相关风险,也未建立识别、分析和管理此类风险的机制,在认识和内部能力上,与国外领先机构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股权投资而言,我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机构仍然存在对绿色技术的认知和经验不足、基金存续期较短,导致PE/VC对绿色技术的投资不足的问题。从绿色科技项目角度看,多数绿色科技企业商业模式不清晰,市场规模有限,收益率较低。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一些技术路径也有待进一步明晰。
  三是绿色科技企业孵化的加速支撑体系尚未完善。技术商业化需要足够的商业应用场景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推动能效、新能源、储能、负排放/碳移除等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性技术、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推广,需要加强多产业的交叉联动性,这是一个综合性工程。
  完善股权投资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建议
  基于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与绿色低碳技术的政策与实践的协调机制,为金融支持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政府明确绿色技术产业属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支持范畴。设立地方绿色转型发展创新平台,根据自身特点引进并支持绿色科技企业的发展。金融监管部门鼓励绿色金融创新,通过“投贷联动”等机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更多地支持绿色股权投资。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可以设立绿色转型创新平台以及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企业战略投资的重点方向。此外,建议建立鼓励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投资支持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出台支持绿色技术转移转化众创空间、绿色科技孵化器、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政策。
  二是建立绿色科技项目与绿色融资渠道的协同机制,如搭建服务于绿色科技项目和绿色资金的对接平台。政府应鼓励支持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绿色科技环境效益评估和绿色科技企业投资预评估,提供融资服务和加速服务,降低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风险和评估成本。推进构建绿色资产/项目评估筛选框架和指标体系。通过项目资源对接、专题路演等形式推动绿色金融与项目对接落地,打造标杆项目。最近,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多家机构发起的绿色科技项目库和“金融支持绿色科技平台”就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有益尝试。
  三是多渠道增加向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投资的股权投资的中长期资金来源,鼓励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逐步增加对绿色科技投资的比例。
  四是更大幅度地向国际资本开放绿色股权投资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绿色投资基金或绿色科技企业。
  展望未来,相信随着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化,碳减排带来的正外部性逐步显现,绿色项目有望体现出更高回报,股权投资的深度参与有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证券时报 马骏 2021-06-04
 
 

深圳:加快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提升创新支撑力

       提要:可依托深圳资本市场枢纽优势,在深圳探索设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市场,改变现有技术交易场所“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着力打通科技成果登记、挂牌、交易全流程服务和共享数据,并进一步探索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和产业化,建设一个全国性、综合性、国际化、开放式的枢纽型技术交易市场。
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实施科技金融深度融合行动,提升创新支撑力”。并明确深圳未来要“建设全球金融创新中心,创建国家科创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科技金融意指服务于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金融工具、机构、市场以及金融科技等综合体系的统称。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能够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有效服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共生共荣。
01科技金融在深圳的发展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以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逐步出现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科技贷款成为创新突破口。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国内金融体系以国有专业银行为主体,尽管深圳率先在国内建立了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体系,但早期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较为有限,因此科技金融最初的发展诉求更多是发展科技贷款,例如扩大科技贷款规模、将科技贷款在人民银行信贷计划中单列,等等。二是,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逐步成为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科技贷款在高速发展中累积了大量风险,科技贷款发展进入调整期。与此同时,商业化的创业投资和深圳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兴起并逐步发展为科技金融的重要力量。三是,建立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全方位助力创新。在我国金融市场化和全体系发展的同期,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及更具可操作性的区域创新理论逐渐进入研究和实践探索视野,深圳科技金融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02深圳科技金融发展的现状和挑战
     (一)间接融资快速发展、融资工具日渐丰富。随着深圳科技和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银行金融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近年来,深圳间接融资体系服务科技创新的主要角色已经从贷款人向融资组织者转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扩大增信范围,包括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范围,引入多种第三方增信机构或措施、外包贷款部分业务流程,等等;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科技金融,如组建科技金融专门团队、科技支行,等等。同时,深圳还积极探索和发展投贷联动。近年来,深圳积极利用银行总部优势,探索与微众银行、招商银行合作开发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融资产品,包括“创新研发贷”“科技保理贷”等金融产品,更贴近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而银行投贷联动的方式也已经由最初的与PE/VC等创投机构互相推荐客户,发展到银行主导构建科技创新企业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打造股权投资服务平台和设计创新的债券融资产品亮相手段,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
然而,从境外的经验看,以美国为例,硅谷银行以支持高科技创业企业快速成长而闻名全球,其在支持许多高科技行业领头羊公司的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提高了美国创新公司的存活率和成长率,是伴随美国科技创业企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专业化科技银行。而我国的专业化科技银行则是在早期科技信用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且由于科技银行多是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并非独立法人,因而缺乏足够支撑产品创新的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
     (二)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我国创投资本发展的前沿,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和政府引导基金实现较大规模的增长,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券商柜台市场不断发展,场内和场外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逐步成型,深圳资本市场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已经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集中上市地。此外,随着2019年新《证券法》修订,2020年深圳市场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大大推动了科技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拓展。一方面,资本市场能够促进企业贴近市场需求,更灵活地调整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拥有更公开的信息披露渠道,有利于创新外溢、产业联动和升级,有利于激励更多企业创新创业。
     (三)问题与挑战。受制于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和过度炒作阻碍真实价值发现等问题,深圳资本市场服务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发挥。与境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深圳市场在制度建设、市场机制的完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深市创业板注册制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创新创业企业上市融资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投资科技创新的资金循环效率不足。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市场,创新创业企业融资规模通常不高,深圳市场集中了较多的短期资金,创业板阶段性炒作现象难以避免。而市场波动又使得公司和投资者更倾向获取短期利益,忽略公司的长期发展和逐步价值发现的过程,不利于真正脚踏实地的优秀科技创新企业脱颖而出。同时,市场定价功能的紊乱又可能进一步导致市场引导资源配置功能的紊乱,造成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难以健康、充分、持续发挥。
03深圳打造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地的前景
       科技金融旨在推动金融与科技发展同频共振,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四链融合”,有助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探索更多元金融业态,实施科技金融深度融合行动,提升创新支撑力。
       一是,推动传统保险公司拓展科技保险业务,丰富科技金融实践。发展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规模、长期、耐心的资金作为支持,保险公司沉淀了大量的长期资金,是科技金融体系重要的资金方。
       从目前深圳保险行业服务科技创新的探索情况看,深圳保险业大致通过三种方式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一是针对科技创新过程提供保险,如产品研发责任险、设备保障险等;二是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系列创新保险种类,如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三是保险资金通过投资企业股权、债权、基金等多种形式,直接投入科技创新过程。科技保险的发展仍然存在服务能力不足、深圳科技企业覆盖面较低等问题。未来还需要探索拓展科技保险业务,进一步完善科技保险产品设计,包括探索灵活的保费支付机制、科技保险业务历史数据的收集和积累、加强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支持与管理机制等,比如建立由政府、银行和保险机构共同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对科技型企业投保给予一定额度的保费补贴,以及推进科技保险标准化、智能化、精准化管理等,使该险种惠及更多科技型企业,实现共赢。
       二是,深圳互联网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创新运用不断拓宽金融+科技的实践形式。深圳作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先行者和集中地,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近年深圳科技金融的新业态也不断出现。例如科技租赁、科技信托,等等,通过融资租赁、信托投资等形式,进一步拓宽了科技金融产业融资结合等新路径。与此同时,P2P、互联网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天然服务于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也为科技金融开辟了新思路。2020年,深圳开展科创企业融资增信的创新探索,率先在全国推出“线上融资额度保险再担保”业务,以全新载体为中小科创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此外,深圳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也为服务科技企业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2020年,深圳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成立,构建国家级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服务科创企业发展。
       下一步,深圳应进一步推动以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金融领域落地和应用,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科技企业的全新工具,大幅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效率;同时,深圳还需进一步吸纳创业企业和团队投身金融科技创新领域,进一步丰富深圳科创企业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知识产权综合金融平台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开展先行示范的道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特别提出,要“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规范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实际上赋予了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先行先试任务。特别是现有技术交易场所普遍存在优质买方企业聚集较少、交易服务和交易产品单一、信息服务和中介服务亟须提高等不足。在此背景下,金融支持和科技产权交易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能最终打通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落实“以事前产权激励为核心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等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投入、激励保障等长效机制。
       下一步,可依托深圳资本市场枢纽优势,在深圳探索设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市场,改变现有技术交易场所“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着力打通科技成果登记、挂牌、交易全流程服务和共享数据,并进一步探索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和产业化,建设一个全国性、综合性、国际化、开放式的枢纽型技术交易市场。
(作者:吴燕妮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深圳特区报社 2021-06-15
 
 

以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

  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聚焦科技创新,发出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员令”,科技创新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要求以金融创新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完美融合,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创新战略,已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然而,目前来看,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瓶颈。第一,科创企业特别是处于初创期的科技企业,需要股权融资,但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第二,目前的融资渠道仍主要是银行业,但科创企业的自身特点与银行信贷准入标准匹配度低;第三,银行业着力推进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目前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评估难、变现难、风险控制难等一系列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且股权融资占比过低。从增量上看,2020年,我国新增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占比仅为15.4%,其中股权融资占比更低至2.6%。股权融资比重较低,既容易使金融供给失衡,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在银行,又会影响到科创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
  从国际经验看,风险投资等股权性资本是解决科创企业融资来源的较好方法。金融支持科创企业,投资银行应走在前面,也就是说,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发展资金应主要来自内源资金、股东投入、外部风险投资机构等,待企业进入成长期、成熟期后,再由商业银行介入提供信贷服务。
  作为目前支持科创企业的主力军,银行业所面临的难题也亟待解决。其一,科创企业的竞争优势大多集中于专利技术而非实物资产,具有轻资产的特性,与传统银行重资产重抵押重财务报表的授信方式有冲突;其二,银行注重还款来源和回报率的模式,与初创企业早期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存在矛盾;其三,科创企业融资需求存在“短、快、急”的特点,与银行审批模式不相适宜。
  这些原因以及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银行在授信审批过程中十分审慎,一方面,科创企业难以顺利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银行也难以获得企业成长期的增值收益。
  可以看到,针对以上问题,金融管理部门正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特别是畅通科创企业的市场融资渠道,促进其生命周期融资链的“无缝衔接”。
  首先,将持续推进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制度创新,推动创业板支持更多的优质初创企业上市融资,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资产在创业板重组上市。此外,还将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支持、引导投资机构聚焦科技型企业开展业务,持续加大对初创期企业的资金投入力度。
  其次,无论是相关管理部门还是银行业自身,一直都在努力推动知识产权质押业务,这对一些创新型中小企业帮助很大。
  银保监会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鼓励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单列信贷计划、专项考核激励等方式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发展。有了单列信贷计划等于有了专项的资金支持。另外,专项的激励机制也可以鼓励信贷资金更好地支持相关行业。
  再次,银行机构则需要转变理念,从传统的重抵押、重担保的授信模式转向以数据为重要载体的授信新模式。当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及消费活动都更多地依托互联网进行,这使得其生产条件、收入情况、消费意愿及还款能力等都会通过互联网“留痕”,未来银行要抓住这一特点,构建以数据驱动为重要载体的授信新模式,从重视固定资产等传统抵押模式转向更注重企业的资信状况、交易数据、资金流向、供应链等多维度的全景式授信新模式。
  此外,银行业要积极探索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新途径、新方式。构建与科技创新型企业特征相一致的授信审批体制,将企业发展的不同生命周期与其对应的抵押品相结合,如在初创期可以其知识产权或其专利权作为抵押;在成长期可以用订单或者应收账款作为质押等。建立投贷联动专属评价和考核体系,改变传统信贷业务中逐笔考核和责任追讨模式,对股权投资业务和贷款业务整体收益进行考核评价。适当提高股权投资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和科技信贷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眼下,更好地支持科创企业,不少地方都在开展金融支持科创企业的有益探索。例如,北京银保监局辖内银行积极探索科技金融业务单独管理机制,建立专属的团队、产品、风控和激励机制,目前已有84家科技特色支行,从业人数超过7000人。在浙江,针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难、变现难、风险控制难的现状,浙江银保监局会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探索推进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线上办理工作。同时,推动浙江省内市场主体对拥有专利权等信息经过脱敏处理或基于企业自愿原则与银行业进行共享,便于银行机构主动进行融资对接,更好地支持科创企业发展。
来源:金融时报 赵萌 2021-06-04
 
 

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有助降低金融风险

        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1年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现阶段最突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大直接融资比重。
为什么要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回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历史,详细剖析过去10年来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风险在银行体系集中。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造成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在银行体系高度集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内需过程中,银行的资产(包括表外的影子银行)快速增长,进一步导致了金融风险向银行集中。
       风险向银行集中容易扭曲激励约束机制,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还会扭曲风险定价,导致金融资产总量过快膨胀和部分资产质量下降,放大金融风险。显然,这样的风险分布使得金融体系缺少足够的弹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
       目前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占比提高有助于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有助于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究其原因,一方面,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能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进而实现在稳住杠杆率的同时保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的目标。因为在直接融资中,负责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的市场中介机构作用,既要对融资企业负责,更要对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者负责,承担着相应的金融风险和融资责任。
       另一方面,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有助于企业和产业创新发展,形成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的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多的选择自由,并且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却又比较低。发展直接融资会带来企业股份化、资产证券化、证券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通过参股、控股形式来组织生产和进行市场运作,有利于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配置效率;还可以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分散负债风险,形成一种更合理、更富效率的融资结构。
       可以肯定,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独特作用,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紧密融合。
       不过,大力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是一个长期的逻辑。专家建议,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金融全局的高度来思考和谋划。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领域的改革需要协调推进、同向发力,法律环境和执法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健全。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李林鸾 2021-06-11
 
 

金融科技在中国低碳经济转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保尔森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与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日前共同发布了《金融科技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案例与展望(2021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技术创新活力,为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报告称,金融科技在中国绿色金融领域的运用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已经覆盖到绿色金融监管、绿色企业认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管理和运营、环境气候风险分析、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细分领域,并开始在中国更多地区复制推广。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金院院长马骏表示,“要实现碳中和,未来三十年中国需要数百万亿的绿色投资。过去,中国绿色金融的主要业务集中在支持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这些绿色项目比较容易识别。但是,未来的绿色金融业务,必须支持绿色小微、绿色农业、绿色消费、绿色建筑,要在计量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的碳排放碳足迹的基础上开展。对这些主体、项目和产品进行绿色识别的难度很大。这就需要大数据、物联网、AI、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来为绿色金融赋能。”
       “基于过去的经验,金融机构对贷款投放进行评估时,非常需要量化的企业碳排放的数据进行支撑,通过金融科技对这一业务进行赋能,成本最低,也最高效。另外,借助金融科技对数据进行积累和分析,对银行一些碳产品和工具的开发也非常有帮助。”湖州银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方夏莹表示。
       报告建议,金融机构可制定绿色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加大对绿色金融科技的资源投入。金融科技企业可重点研发区块链技术支持绿色供应链产品和服务创新。利用区块链的信息可靠、可追溯等特点,增强企业绿色供应链融资信息透明度,为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供应链相关产品提供技术和数据产品服务。报告还建议,监管机构可建立支持绿色金融科技的监管沙盒。
来源:新华社 张莫 2021-06-21
 
 

300亿!湖北全面开启科技金融“滴灌行动”

       科技与金融携手共进,为湖北科技强省建设注入源源动力。
5月20日,湖北省科技厅举行科技金融服务“滴灌行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包括科技创新发展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50余项,签约金额近300亿元,旨在促进重 大科技成果在湖北转化落地,加速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建设和湖北实验室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效能。
       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表示,要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为科技成果“钱变纸”“纸变钱”转化注入更多的“资本催化剂”,助力湖北科技强省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场,湖北省高投集团、长江基金管理公司与省创投引导基金管理中心三方代表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湖北科技创新发展基金。基金目标规模100亿元,首期到资20亿元,后期根据项目投资进度分4期到资。
       该基金将围绕“人才核心”“平台建设”“创新产业培育”“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园区建设”5大方面,采取“直投+母基金”方式,通过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将资金总规模放大至500亿元。
国投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国投创业代表,与湖北创投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武科投、咸宁高泰等出资方代表,签订参股出资相关协议。这是继2016年首期100亿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成功运作以来,又一支服务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据介绍,科技金融服务“滴灌行动”是湖北省科技厅为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开展的品牌活动,重点围绕科技企业、科技成果、科技人才量身定制“纾困融资”金融产品,开展“精准滴灌”。
        湖北省科技厅厅长王炜表示,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要当好科技创新的“天使投资人”,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五链融合”,打造科技金融“活水池”,提升科技强省“策源力”,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创业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湿地生态。
来源:科技日报 刘志伟 2021-5-26
 
 

政策速递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沪府办规〔2021〕6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5月14日
 
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
  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要求,现就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提出以下若干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三大任务”“四大功能”等要求,紧抓全球经济金融变革契机,聚焦核心要素,加大开放力度,强化科技赋能,加强服务保障,构建健全、创新、有活力的资产管理生态系统,促进直接投资转化,提高资金供给效率,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统筹规划,聚焦重点突破。科学谋划上海资产管理行业整体发展,优化行业布局。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探索开展。
  (二)坚持对标国际,凸显上海特色。借鉴全球成熟资产管理中心和国内其他地区有益经验,博采众长。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优势,创新引领。
  (三)坚持夯实基础,注重塑造品牌。加强资产管理机构培育和行业规范、自律、法治、信用等配套建设,筑牢健康发展根基。打造上海资产管理品牌,扩大行业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四)坚持市场引领,加强政府服务。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集聚资产管理行业各类要素。持续优化政府服务,营造一流发展环境。
  三、发展目标
  力争到2025年,上海基本建成资产管理领域要素集聚度高、国际化水平强、生态体系较为完备的综合性、开放型资产管理中心,打造成为亚洲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迈入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城市前列。
  吸引培育十余家国内外行业领先、百余家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资产管理机构,集聚一批专业化、国际化、创新型资产管理人才,成为机构和人才“集聚地”。构建市场与监管良性互动、资产管理与金融科技有机结合的创新机制,成为门类齐全、领域丰富、专业规范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地”。提高金融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开放水平,打造跨境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节点,成为市场和资金“交汇地”。推动市场主体、行业自律、金融监管、政府服务等形成合力,共同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权益保护,成为环境和服务“新高地”。
 四、重点任务
  (一)完善多元化机构体系,丰富资产管理行业主体
  1.集聚和培育资产管理机构。积极引入银行理财、保险资产管理、金融资产投资等机构及其专业子公司,支持证券、基金、信托、期货等机构及其专业子公司落户,吸引私人银行、家族信托、基金销售等资产管理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率先在上海独资、合资设立证券、基金、养老金管理等机构,合资设立理财公司,设立投资研究、销售运营、合规风控等平台。集聚各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探索设立支持中小资产管理机构发展的种子基金,鼓励成立股权转让受让基金。加强资产管理机构培育,支持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等资产管理机构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拓展境内外业务布局。
  2.提升专业机构服务能力。重点发展基金登记、估值核算、基金评价、货币经纪、咨询资讯等服务机构,引进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研究设立专业托管机构。推动专业机构提升专业能力,鼓励行业自律组织建立专业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机制。
  3.强化资产管理机构合规经营。引导资产管理机构强化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健全内部控制和问责机制。推动资产管理机构准确开展资产管理产品风险评估,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遵循审慎经营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制度。推动资产管理机构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其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的主动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二)创新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
  4.提升资产管理产品创新力度。丰富固定收益产品种类,加大权益类产品发行力度。在中证张江自主创新50指数基础上推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产品,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联动。制定专项政策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打造全国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交易首选地。丰富商品类基金产品,提升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加强管理人中管理人(MOM)、基金中基金(FOF)等产品研发。完善家族信托产品服务标准。推动扩大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机构和产品范围,创新养老保险、养老信托等养老金融产品。支持资产管理机构申报上海金融创新奖。
  5.拓展资产管理服务模式和领域。支持银行、基金、证券等机构申请证券基金投资顾问资格,鼓励设立投资咨询专业子公司。支持银行、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机构与在沪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合作。推动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管理。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加大对本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等投资力度。支持银行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沪专业子公司投资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及长三角重点建设项目股权和未上市企业股权。提升公益慈善基金会登记设立便利度,鼓励资产管理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6.加大绿色领域投资力度。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推动绿色信贷资产、节能减排项目应收账款等证券化,引导资产管理机构配置绿色资产。发展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指数以及相关投资产品,开展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业务。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展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加强ESG产品研发。培育碳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投资者,推动其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推动资产管理机构开展碳核算,开发碳基金、碳信托、碳指数、碳远期等碳金融产品,研究气候投融资产品,将上海打造成为联接国内国际的绿色金融枢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7.深化资产管理行业数字化应用。推进资产管理机构加大对下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5G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力度。鼓励大型资产管理机构在沪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科技研发中心等。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参与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推动金融科技企业依法合规为资产管理机构提供销售渠道、投研交易、顾问咨询、合规风控、账管估值、客户服务等领域的服务,研发支持中小资产管理机构中后台运行的通用技术产品。
  (三)发挥金融市场基础作用,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8.提升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多元化交易服务和风险对冲工具。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丰富境外投资者类型和数量。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产品市场,丰富人民币利率期权等产品类型。丰富证券市场股票、债券、基金等产品。优化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推动建立场内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推出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国债期货期权、股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进一步完善黄金市场产品体系和服务功能,巩固上海在国际黄金市场中的地位。创设更多标准化票据产品,优化供应链票据平台功能。完善信托产品登记功能,探索建设全国集中的信托产品受益权交易流转平台。支持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拓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
  9.畅通资产管理投资渠道。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合作。鼓励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投资,推动更多银行、保险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研究银行进入商品期货市场,推进保险资金依托上海相关交易所投资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支持资产管理产品参与定增、网下申购等业务。鼓励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经批准可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
  10.推动金融市场加强国际合作。拓宽证券交易互通、基金互认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发展存托凭证业务。扩大能源化工、有色金属等商品期货国际化特定品种。探索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债期货交易。逐步推动境内结算代理行向托管行转型,为境外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多元化服务。鼓励金融市场加强与境外主要金融市场之间的监管互认和业务合作。
 (四)扩大行业对外开放,提升资产管理国际化水平
  11.推动开放创新率先试点。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依规推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以及符合条件的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支持在沪外资银行申请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商资格。深化“债券通”“沪港通”“沪伦通”等业务,探索建立居民跨境理财通道。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申请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业务资质。鼓励本市资产管理机构在境外设立、收购和参股资产管理机构。
  12.深化QFLP和QDLP试点。推动参与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的外资机构管理境内人民币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内资机构参与QFLP试点。推进QFLP试点机构开展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夹层基金、特殊资产、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等投资。支持境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和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申请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资质。支持QDLP试点机构投资境外私募基金和非上市企业股权及债权、证券市场、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等领域。探索推动外资资产管理机构用一个主体开展QDLP、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WFOE PFM)等业务。鼓励试点机构在本市设立全球或区域管理中心,开展跨境双向投资管理。推动银行理财、保险资管等与试点机构开展合作。
  13.推动重点领域更高水平开放。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开展离岸证券投资、离岸基金管理等业务创新,探索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在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探索资产管理机构跨境资金管理有效途径,研究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离岸金融体系。探索资产管理机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和分类管理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资产管理机构因集团化管理需要向境外报送有关数据,畅通资产管理机构向境外获取和提供金融信息的渠道。
 (五)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厚植资产管理人才沃土
  14.大力引进一流资产管理人才。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支持上海在国际资产管理人才从业准入、跨境履职等方面率先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人才经备案后,其境外从业经历视同国内从业经历。面向境外知名资产管理机构招募高端人才。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资产管理行业紧缺人才在落户、工作许可、永久居留以及人才公寓等方面提供便利。
  15.积极培育各类资产管理人才。把资产管理人才列入上海海外金才、领军金才、青年金才重点支持范围。发挥资产管理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作用,开展专业资格培训。依托上海金融人才实践基地和培训基地,加强核心资产管理骨干培育。深化产教合作,鼓励高校开设相关课程,研究设立资产管理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培育资产管理行业基础性人才。建立资产管理行业人才数据库。
 (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优化资产管理发展环境
  16.开展资产管理行业法治信用建设。研究促进境内外资产管理相关领域政策制度对接,资产管理机构可结合实际通过合同约定选择适用境外法律。支持上海金融法院研究涉外资产管理案件审判指引,发布有关涉外金融纠纷典型案例。加强资产管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上海金融仲裁院、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作用,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支持资产管理机构使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证监会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市大数据中心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鼓励资产管理机构与市大数据中心依规探索数据双向开放。加强行政、司法部门资产管理领域相关数据信息交换共享。
  17.加强资产管理行业政策支持。将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纳入有关市、区政策扶持范围,在机构开办、人才引进、租购办公用房等方面予以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可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相关税收政策。优化资产管理机构登记注册、变更等流程,不断提升企业开办运营便利。
  18.建设资产管理行业集聚区。构建以“一城一带一片区”为主的资产管理机构空间布局,“一城”指依托陆家嘴金融城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核心功能区,“一带”指支持外滩金融集聚带南北延伸和纵深拓展,形成资产管理机构集聚带,“一片区”指在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跨境资产管理示范区。鼓励相关区建设适宜资产管理机构成长与发展的园区、小镇等空间载体,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区域资产管理格局。
  19.加强资产管理行业品牌建设。支持资产管理行业自律组织建设,设立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专家咨询机制。定期发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报告,发布中英文双语版海外资产管理机构上海投资指南。开展上海资产管理机构数量类别、业务规模等信息监测和统计分析。探索编制上海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指数。举办资产管理行业国际论坛,加强与国内外资产管理中心城市交流。支持金融市场设立金融产品发行路演中心。推动高等院校、智库等设立资产管理研究机构。营造促进资产管理行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五、组织保障
  将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纳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进机制职责范围,形成各方合力。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作用,促进监管信息和政策互通互联。相关区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关政策。
  本意见自2021年6月1日施行。
 
 
 

产业创新动态

兰德公司发布《美国5G时代》

       兰德公司2021年5月24日发布《美国5G时代:在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同时获得竞争优势》报告。报告援引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联邦政府的观点,声称5G是一场竞赛,在这场决赛中先行者的主导地位将是其在移动技术时代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报告从经济竞争、技术竞争、安全竞争、大数据业务与个人隐私保护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企业的表现,并为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为帮助读者了解美国5G发展现状及美国智库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提高其在全球5G竞争中的优势的策略建议,这里整理报告的主要观点。
       一、5G5G生态系统
       5G无线网络包括一系列旨在实现用户密度、用户可用数据速率以及通信延迟等方面的数量级改进的标准、硬件和软件,不同公司、市场、国家对这些性能改善的优先级各异。与4G相比,从需求拉动角度看,5G标准支持大规模机对机通信,将每平方公里的最大设备密度从4G标准下的6万个提高到100万个。从技术推动角度看,4G LTE(长期演进,无线数据通信技术标准)数据速率峰值1Mbps,而中频5G系统为1Gbps,高频5G可达10Gbps;延迟也从20毫秒降低到1毫秒;但中频5G的基站覆盖范围缩小到4公里,高频5G毫米波基站只有50~250米,而4G为24000。
       “5G生态系统”(或“5G环境”)一词囊括所有参与5G设备和网络相关的市场和技术的企业,该系统具体包括:基于移动网络的顶层应用与服务(在美国,包括Alphabet(包括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微软);移动和骨干网络运营商(在美国,包括AT&T、Verizon、T-Mobile/Sprint等);关键的5G硬件和软件组件,包括移动设备芯片、移动设备、无线接入网络(RAN)设备,以及核心网络设备;以及最底层设计和构建5G关键硬件和软件组件所需的设备工具等开发要件,包括先进制造设备(如极紫外光刻机)、芯片制造设备、指令集开发人员、国际协议(如由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等国际组织建立的软硬件标准和系统必要专利(SEP)等)。
       二、5G经济竞争:市场表现良好,仍需警惕“威胁”
       美国公司5G市值表现良好,应用与服务处于主导地位。截至2019年5月,美国应用和服务领域公司总市值接近4.5万亿美元(仅Alphabet、亚马逊、微软和脸书就贡献了超过3万亿美元),硬件和软件组件市值逾2万亿美元(其中苹果占近1万亿美元),无线网络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
       美国公司退出部分细分市场,但依然主导操作系统与核心网络设备市场。从部分细分市场的占有率来看,美国公司已经退出了无线电接入设备市场和几个开发要件市场,截至2018年底,三星以19%的市场份额领先智能手机硬件设备;但操作系统市场依然由美国公司主导,到2018年底,谷歌Android系统运行着占全球85%的智能手机,苹果iOS系统略低于15%;而由蜂窝塔和基站组成的RAN设备市场几乎完全由外国实体提供服务,华为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大(占31%),其次是爱立信(占27%)和诺基亚(占22%);美国公司在关键的核心网络设备市场占据突出地位,思科几乎占据了以太网交换机市场的一半(到2020年年中),戴尔拥有17%的服务器市场份额(2019年)。

图 手持设备、无线接入网络设备和核心网络设备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及其份额
 
       美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及其市场估值彰显其5G生态系统的竞争力。目前美国的独角兽企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因存在被收购或创新被利益扼杀的风险,其提供的未来技术和市场前景没有保障。
       但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可能威胁美国公司未来的经济主导地位: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应用和服务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虽然目前像抖音这样的竞争对手还为数不多;技术公司可能利用其现有的市场地位抑制竞争或者收购新公司;5G行业将受益于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将是在维持经济效率的同时,继续监控市场并监管“行为不端”的公司。
       三、5G技术竞争:技术地位削弱,未来技术优势难料
       美国几个关键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已被削弱,让位于外国竞争者。美国公司在蜂窝设备操作系统市场以及使用蜂窝网络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移动芯片设计、个人终端设备、核心网络交换机和服务器领域也具有竞争力。但美国移动芯片66%在台湾地区制造,16%在韩国大型代工厂制造,高端光刻机设备也由外国公司主导,并退出了移动RAN基站业务。同时,外资企业在智能手机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三星和华为),在核心交换机和服务器领域占据强势地位(主要是华为和中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公司正在快速扩张,竞争海外应用市场。
       美国未来技术领导地位面临的其他潜在威胁。主要是,台湾地区和韩国芯片制造中断对美国技术竞争力的潜在短期影响;支持新应用的无线电频谱许可落后,减缓了美国5G网络的增长以及新设备、应用和服务的采用;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维持过于依赖私营企业,来自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不足以在激烈的外国竞争中保持优势。
       美国公司在5G方面的竞争力难以评估。每一代蜂窝网络中推出的产品成功与否都面临着不确定性。5G无论是在技术标准还是用户应用方面都仍处在开发中,其最终应用、价值几何、孰胜孰败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很难评估美国公司在5G领域的竞争力,因为没有人知道哪些应用案例最终会推动5G的发展。
       为了保持竞争力,美国需要培育一个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技术基础和强大的新产品开发能力;5G生态系统关键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先地位需要联邦政府加大对研发的投资;联邦政府还需加快中频频谱的重新利用,为5G提供频谱;5G最终将成为6G和未来移动通信技术的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无线通信生态系统,美国政府的政策必须跟上步伐。
       四、5G安全竞争:警惕中国主导5G标准的风险
       可靠的网络能够妥善保护传输的数据,这对个人隐私、企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必须密切关注无线网络的安全问题。由来自世界各地技术标准制定组织代表组成的3GPP正在制定用于5G的标准,中国企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主持6个RAN工作组中的2个,并担任3个副主席职位)。3GPP制定的5G技术标准将是全球性的,如果某一特定算法或技术及其相关专利被认为是5G技术标准的关键而成为SEP,则所有的5G参与者都需使用SEP持有者生产的芯片组和算法,以确保与3GPP全球标准兼容。如果组件内置后门则可危害到网络、应用和服务的安全性。
       考虑到安全风险,美国的政策应该:减轻中国设备制造商构成的威胁,其中包括与关键盟友联手禁用这些设备;支持美国公司参与3GPP及其标准制定委员会——包括5G、6G和下一代蜂窝系统;审查最终的3GPP标准和SEP,以确保美国网络的安全性和适用性。
       为解决美国企业退出特定市场给美国供应链带来的单独风险:鼓励在美建立领先的芯片代工厂,以应对美国对台湾地区、韩国供应链过度依赖的风险;加强RAN设备制造商能力,提供华为和中兴产品的替代产品,如组建“技术民主”联盟,为下一代RAN系统开发开放标准,开放RAN架构降低新进入者门槛。
       五、大数据业务与个人隐私保护:5G时代的平衡艺术
       免费服务和应用程序的交易数据已嵌入美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包括社交媒体上的互动、购买商品和服务、信息发布和娱乐等数据。5G时代,数量惊人的追踪设备、摄像头和其他传感器提供了更多数据,以及理解数据的联网人工智能算法。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和商业行业都在使用来自这些系统和服务的数据。
       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好促进企业对价值数据的利用与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当前数据的使用不断增加,若不能妥善解决,公司和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个人很难保护自身免受使用此类数据的深度嵌入算法的侵害,这应当是政府在企业帮助下完成的工作。为履行职责,政策制定者应该制定协议更好地平衡企业和政府利益与个人隐私、福祉和安全,美国当前的隐私政策是支离破碎的,有一些甚至是过时的。政府和行业之间也需要加强协调以保护隐私,解决利益平衡。
       其次,警惕算法依赖。向更多人和人工智能算法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推论以帮助它们更快决策,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和负反馈循环。若个人和公职人员习惯于不加批判地依赖这些算法或社交网络上的人给出的快速建议,潜在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此外,数据使用是把双刃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例,数据使用为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新用途,也带来了长期滥用的新危险。因此,紧急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长远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应该谨慎对待。
       报告声称,美国经济和社会即将面临的重大变局与5G时代创新技术的扩大应用息息相关。如果美国政府和民众做好了在上述领域吃苦耐劳的准备,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机会。要获得成功,需要协调各级政府、平衡私人和公共利益,并及时采取必要的行动,在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同时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来源:科技咨询频道微信公众号 谢黎 张志强 2021-6-14
 
 

国际科技成果要闻精选

欧盟发布2021年度蓝色经济报告

  欧盟官网消息,在今年欧洲海事日举办期间,欧盟发布2021年度蓝色经济报告,本报告是欧盟自2018年来发布的第四部此类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欧盟蓝色经济行业直接岗位近450万个,创造约6500亿欧元产值,且海洋能源、海洋生物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等正在欧盟向碳中和、循环及生物多样性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报告还显示从2013—2018年,欧盟蓝色经济行业最成熟的7大行业,包括海上运输、海上风能、造船和沿海旅游业等加速增长,其中欧盟最大的蓝色经济行业—沿海旅游业产值比2009年增长20.6%,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述行业均受严重冲击,其中沿海旅游活动减少60-80%。
来源:科技部
 
 

改变电极表面原子排列可改善固体电池稳定性

  由于具有安全性好、能量密度高和成本较低等优势,固体电池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各大公司也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固体电池技术研发,以克服现阶段也面临许多技术障碍,比如充电速度慢、电解质和电极物理接触变差影响使用寿命以及制备工艺复杂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研究人员独辟蹊径,为解决电解质和电极间接触问题提供了思路,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材料》杂志上。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布劳恩和Xerion电池公司合作,研究发现通过控制固体电池材料表面的原子排列,可以改善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界面接触,从而提高固态电池的稳定性。该研究团队研制了含有钠和锂离子且具有特定原子排列的电极,并通过实验发现锂基和钠基固态电池性能与电极界面原子排列顺序之间存在相关性,使得接触表面积变小和控制电极的原子排列是诊断界面不稳定性和改善电池性能的关键因素。固态电池电极材料具有多种多样的表面原子排列,研究团队发现了能够有效提升电池循环寿命、能量密度和功率的排列方式。
来源:科技部